外部风险多变中国经贸何以应对

在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及新冠疫苗接种共同作用下，世界经济正逐渐从疫情冲击中恢复。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依然很大，复苏进程受到多重因素制约。我们要对世界经济中的风险给予高度警惕，主动做好应对准备，最大限度减少外部风险对我国造成的冲击。

全球疫情和经济风险的冲击

世纪大疫情对世界经济带来广泛且深远的影响。今年以来，随着新冠疫苗接种率持续上升，加之主要经济体保持政策刺激力度，世界经济整体步入加快复苏轨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将在摆脱去年萎缩3.3%的衰退后迎来6%的正增长，2022年仍会保持4.4%的增长。但也要注意到，目前世界经济仍处于疫后修复增长阶段，受多重因素制约下行风险犹在。德尔塔变异毒株快速传播及疫苗分配不均衡、各国经济复苏分化加剧、全球通胀传导上升、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预期升温、金融领域风险有所抬升、全球高债务问题凸显、地缘政经博弈加剧等，都增强了经济复苏的脆弱性，威胁经济前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份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6.8%，较前月回落0.4个百分点，显示全球经济复苏趋势放缓。

总体看，全球疫情仍在持续演变，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依然很大，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中的风险也在积累。预计下半年世界经济复苏方向不会改变，但节奏或放缓。在全球经济复苏更趋复杂、脆弱经济反弹尚困扰许多国家、全球通胀明显升温背景下，要特别关注世界经济中的风险及负面溢出效应对中国的影响。

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可能对中国跨境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带来一定扰动。在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高度相连。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变动会对中国经济金融运行带来一定干扰和冲击。对市场而言，美联储政策转向的信号已经发出，只是尚在等待政策调整时机。本轮美欧日货币宽松力度前所未有，资产已造成全球资产价格与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泡沫化加剧，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将对各国带来较大外溢效应。一旦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其带来的杠杆效应将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新兴市场国家可能出现资本外流，汇率大幅贬值不可避免。中国国内市场恐难以独善其身，也会出现一些连锁反应，扰动经济金融平稳运行。对这一风险我们要给予高度警惕。

随着“替代效应”减弱，中国出口增速将有所回落。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与外贸的贡献分不开，上半年对外贸易保持强劲增长，规模与增速为近十年来历史最高。然而，随着美欧等经济体生产能力持续修复，全球供需缺口收窄，外部市场的需求有可能下降，这可能意味着前期国内替代性出口增长的动力会弱化，中国出口增速将有所回落。近期，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出口都在大幅增长。比如，得益于对中国和美国出口大幅增长，6月份日本出口额（以日元计价）较去年同期增长48.6%，为连续第4个月增长。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中反映外需变化的新增出口订单指数为48.1，已连续3个月回落，近2个月均在荣枯线之下，反映外需在减弱。预计下半年中国出口会保持增长，但增速或将回落，出口拉动作用弱于上半年。

全球疫情持续及世界经济大调整，中国企业经营压力加大。当前全球正在遭受德尔塔变异毒株的冲击。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及全球经济大调整，使中国的外部环境复杂，不确定性加强，对企业开展对外经贸活动带来新挑战。由于全球疫情不确定性及在部分国家反反复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稳定，干扰因素与风险都在增大。上半年，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输入性影响，一定程度上推高了中国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原材料价格上涨给国内相关产业带来成本冲击。此外，疫情以来中国企业面临着汇率波动较大、国际物流不畅、运力不足、国际运价高位徘徊、疫情封锁下港口周转时间延长、新冠疫情检疫要求高带来货物流动减缓等困难和挑战，企业遭受多重经营成本挤压，企业利润被侵蚀。这些问题和约束在短期恐难减轻和解决，还会持续对我国企业产生影响。

积极防范外部风险及负面溢出效应

面对依然复杂的外部环境，我们要对疫后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保持警惕，加强国际经济新形势新变化研判分析，主动做好措施部署，防范外部风险及负面溢出效应。

坚持底线思维，提前做好应对外部风险的预案。在中国经济回归常态化过程中，要把握好稳增长、稳通胀与控风险的平衡。为应对美联储政策调整带来资本流动大幅波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外部输入性风险对中国货币政策、金融市场稳定带来的干扰，需要加强政策的前瞻性、主动性，提前做好应对方案。近期央行未雨绸缪全面降准，有助于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和平稳资本市场运行，为应对美联储加息预留政策空间。后续仍需密切关注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的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传导效应等带来的波动，密切监测通胀等影响金融稳定性的风险因素，谨防美联储在未来不得不急踩刹车的高风险。

要更加重视和加强与市场的沟通，积极引导和管理预期，力求得到市场的理解和认可。要加强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分析和预警。引导企业做好套期保值等汇率风险管理，增强应对汇率波动风险的能力。进一步加强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加大对大宗商品期现货市场投机行为的打击力度。

持续深化双边经贸合作，全力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高度关注国际市场的供需动向，加强形势研判，帮助企业纾困解难。促进外贸创新发展，持续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扩大优质商品进口，创新发展服务贸易。优化国际市场布局，拓展与各国各地区经贸关系，推动国际经济合作模式创新。推动畅通国际物流通道，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面对疫后各国加快产业链供应链再布局，充分发挥政策、营商环境、产业链、人力资本等综合优势，增强国际资本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中国企业应继续着眼于依靠技术、效率与质量提高国际竞争力，对冲国际干扰因素与风险，应对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

稳住中美关系大局，避免中美经贸合作越来越疏离。未来是中美多方位、全面、深层次博弈的阶段。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对华遏制政策主基调不变，且比特朗普政府更专业、更强硬，特别是力推合纵连横战略，拉拢盟友共同对抗中国。至今年7月6日，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满三周年，但迄今拜登政府未有任何取消特朗普政府对从中国进口的一系列商品征收额外关税的迹象。与特朗普政府有所不同，拜登政府执政下的美国欲重回全球经济中心，中美经贸博弈还会加剧。我们要直面新的大国竞争时代的到来，对美国推动遏制中国政策及经贸冲突保持警惕，加快探索新时期的对美战略和政策。对美国推动遏制中国政策及经贸冲突保持警惕，努力稳住中美关系大局，理性和妥善应对中美经贸摩擦，扩大中美经贸合作领域。抓住双方经贸磋商时机，加强沟通和理解，平衡对待彼此的关切，避免中美经贸合作越来越疏离。

加强国际宏观政策沟通和协调，促进全球经济稳定恢复。促进疫后经济复苏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也需要全球政策制定者加强国际合作，避免分化加剧，尽早结束疫情。面对后疫情时期的国际变局，我们要倡导重塑全球合作，坚持走与世界各国合作之路，保持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主动地位。积极探寻中国与世界更好的互动共赢、协同合作的路径和方式，降低可能加剧的经济政治风险。通过二十国集团等政策对话机制，加强多边合作，积极推进主要经济体间的信息交流、沟通和政策协调，防止国际金融市场出现过度动荡，有效避免负面溢出效应。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